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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县历史事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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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共武功县委于1963年4月至9月先后在大庄、杨陵两个公社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11月和次年4月,县委先后抽调626名干部在车站、南仁、薛固、普集街4个公社进行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嗣后,即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土改以后,农村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忆苦思甜,启发贫下中农阶级觉悟,揭露农村各种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并进行了“四清”和干部洗手洗澡。此间,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城乡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在214个单位先后进行了“五反”运动。这次“四清”、“五反”以及结合进行的整党和党员登记工作,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当时作为主要政策依据的《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对阶段斗争形势作了比《前十条》更严重的估计,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导致对干部打击过宽、打击过重,伤害了一批干部和群众。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对1964年以来,农村“四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倾向作了一些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以致“左”的倾向又有新发展。11月底,中共武功县委在贯彻全国建党工作会议精神时,认真总结了几年来党不管党的教训,制定了加强党建工作的规划。但是,这些规划由于受“左”的思想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未能得到实施。

[整党建党] 1950年10月,武功县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在部署土地改革工作的同时,根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作出了“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对党员系统进行一次党的基础知识教育”以及“对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一次整顿”的决定。会后,县委一面选干部到西北党校和宝鸡分区干校学习;一面选派干部到4个县级机关党支部、1个区委和3个乡党支部进行整党试点,为全面开展整党工作做了准备。1952年10月,武功县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当时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提出了以“教育改造”为主的整党方针,作出了在全县进行整党建党的决定。整党建党期间,全县发展党员317名,同时对不合格的党员,分别作出了开除党籍、警告和劝其退党的决定。1969年5月,武功县革命委员会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为重点,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县又进行了一次整党建党工作。这次整党建党,使全县4343名党员中94%的人恢复了组织生活;311个基层单位建立了党支部;14个公社建立了党委,并撤销了原公社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同时,开除了15名党员的党籍,发展新党员36名。1985年6月至1987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陕西省委、咸阳市委的安排,中共武功县委在全县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一次全面的整党工作。这次整党工作在县直机关、县属事企业单位、乡、镇、村级四个层次进行。全县参加整党的有15个乡镇,39部门党委(党组),614个基层党支部,党员10088名。整党中,查处了一批严重的以权谋私和违法乱纪案件,并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理;对“文革”中犯有错误的人和事进行了核查,3个被审查对象全部进行了定性结案。按照中共中央整党决定中规定的五条标准,经过自下而上的自查自验和自上而下的全面验收,全县合格党委11个,占党委总数的78.5%,基本合格的3个,占21.5%。原来为不合格的19个党支部,经过补课后,都达到了合格标准。全县除396名预备党员外,对10020名党员进行了登记,缓登的28人,不予登记的11人,留党察看的18人,严重警告的83人,警告的31人,受到各种处分的83人中,开除党籍的11人,取消了5名不够预备条件的预备党员的预备资格。此外,结合整党,调查充实各级领导203人,表彰先进党支部45个,优秀党员104名,发展新党员206名。

[“红卫兵”与“大串连”]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后,全国从上而下掀起“红卫兵”运动。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外地高等院校学生来武功串连,宣传“造反精神”,鼓励学生出外串连。一个以破“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大串连为主要内容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于是,县境内各中、小学相继成立“红卫兵”大队14个,中队234个,参加学生18000多人。“红卫兵”首先“杀”向社会,凡是古书、古画、外国名著均被视为封、资、修黑货,一经红卫兵查出,都要全部烧毁。1966年9月,红卫兵共烧毁古旧书籍、字画8600多册(张),其中有世代珍藏的大量古典书籍和名人字画。全县范围内古寺庙、古建筑、碑石等,多数被当作封建迷信之物予以砸毁。学校、工厂、街道、村庄甚至人名都要改为“红旗”、“前进”、“红卫”、“东风”、“向阳”等类的名词,以示革命。连民情风俗也均被否定,红、白喜事实行革命化;过年过节不准走亲戚;集市、古会一律取消,更不准演古装戏。文艺节目只局限于演唱八个样板戏。红卫兵组织对本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社教中被定为有问题的人,以及教师集训会中被揪出的领导干部、教师进行集中看管,限制自由,进行批斗,戴高帽子,持黑牌游街,强迫劳动。1967年1月6日,中共武功县委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到工矿企业、农村进行革命大串连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串连师生所需的钱和粮票,可向所在学校预借,车费、路费可以报销。串连活动由学校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1967年1月12日,县上设立了总接待站和一些接待分站,总站设在县委党校,由郭全茂分管,主要解决串连人员的食宿和医疗。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后,本县大串连活动逐渐停止。

[三支两军] 武功“文革”和“文联”两派的武斗不断升级,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和危害。1967年1月,武功驻军39370部队奉命介入武功县“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和军训)任务。部队500多名官兵组成宣传队,深入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帮助县、社、大队三级建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1881个,促使两派群众组织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实现两派大联合。举办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消除恶性膨胀的派性。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在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的决定之后,武功县的“三支两军”人员逐撤回原部队。

[造反夺权] 1967年春、夏,各学校、各单位、各公社、各大队基本上都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至同年底,全县逐步形成“武功县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和“武功县中学文化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简称“文联”)两个对立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共有1000多个战斗队。由于观点不同,两派之间的大辩论持续不休,由学校到农村,由社会到党、政机关、同学之间,同志之间,家庭内部受派性影响,互相辩论,甚至反目为仇,影响之深,时间之久,史无前例。武功县首批揪斗罢官的“当权派”有中学校长、村干部等。1966年11月,县长常克敏、副县长王友亭、县委副书记陈兴中被“造反派”组织罢官揪斗。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后。“夺权”之风波及全国,“造反派”组织夺权全面开始。县委书记王安民、县委常委、棉办主任甄富、宣传部长王志杰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罢官揪斗。“造反派”组织肆意冲击党和政府机关,随便揪斗领导干部。全县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均被“造反派”夺了权。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机关瘫痪。打、砸、抢、抓、抄家、揪斗随处可见,全县陷入一片混乱。8月,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相继被“造反派”冲击,后由军管小组接管。在夺权中,各级党、政机关干部被揪斗的有378人,农村基层干部被揪斗的有548人,被揪斗的群众多达4000余人。揪斗“当权派”被看成是“革命行动、造反有理”,凡是当权的,不论职务大小、任职时间长短、几乎无一幸免。在批斗中,对领导干部进行攻击辱骂、体罚、戴高帽子游街,无奇不有。

[武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派“造反”群众组织之间,因观点不同形成对立,愈演愈烈。互相攻击对方是“保皇派”,以“革命派”自居。对“当权派”你揪斗我也揪斗,或者你斗我保,你保我斗。由辩论、互相攻击发展到挥拳动手,又由少数人的动拳头、棍棒,发展到有组织地使刀弄枪。“文革”和“文联”分别挂*在“陕西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陕西省工人造反联合会”名下。10月23日中午,武功县普集中学两派学生500余人以拳足互斗于操场,下午又以棍棒攻守于教导处、化学实验室、门窗玻璃、教学仪器、广播器材多遭破坏。10月25日,普集机砖厂“12.6”造反队(文联)召开成立大会,“文革”一些人去砸会场,两派群众发生冲突,有3人被打伤,当晚9时,“文革”在电影站成立临时指挥站,出动100多人冲击“文联”所属的“中等学校造反指挥部”和“农民造反总会”,并在县剧院进行打、砸、抢。“文联”立即进行反击,组织人抢了县公安局手枪3枝,子弹25发,马刀一把,并调集所属绿野中学“10.18”战斗队和区测队“造反团”1000多人,围攻县运输公司,砸了县电影站、县联社。两派群众互相撕扯、扭打后,“文革”退居县运输公司平房顶上,以屋瓦、砖石为武器向下抛打。“文联”搭梯仰攻,受伤者虽多但攻势不减。“文革”群众攀绳索自屋顶而下,其负责人被“文联”所抓。26日晚,在解送兴平途中逃脱。“文革”据守于武功师范。12月12日晚,“文革”得知“文联”来攻,遂撤离驻地设伏。凌晨4时许,“文联”群众自矮墙而入,“文革”群众手持铁棍蜂拥而至,混战中“文联”一学生越沟坎时被砸伤一眼(后眼球摘除)。晨7时,参与武斗的绿野中学3名学生被“文革”所俘,捆系于校中。13日晚,“文革”侦知对方以枪弹实战来攻,遂散四周。次日凌晨又侦知“文联”取消了行动,“文革”学生返校后发现被捆系的绿野中学学生李建民已死。“文联”抬尸游行,声称“文革”杀人。“文革”撤出县城,据守于薛固、普集街。“文联”以校为垒,构筑工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1968年春,县境内两派间有零星武斗,皆未成规模,亦无人员伤亡。6月,“文革”调集八县同派武装人员共2000余人,装备有机枪、火炮、榴弹炮,意在一举消灭“文联”武装。当武斗队伍通过当地驻军39370部队防地时,解放军官兵上前阻拦劝说无效,指战员们便坐卧于道路上说:“如要武斗互相残杀,就先从我们身上压过去。”在解放军的竭力阻止下,“文革”负责人遂下令原路撤回,各归其所,一场大规模武斗幸免。

[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2月22日至28日,部队支左小组主持召开了“文革”和“文联”两派群众组织协商会议,同意实现大联合,同意成立武功县革命委员会并商定了组成人员。两派同时撤销武斗指挥部,解散专业武斗队,上缴武器,社会动乱局势趋于缓和。3月1日,成立武功县革命委员会。由56名委员组成(暂缺23人),其中干部代表16人(暂缺8人),军队代表7人,群众组织代表33人(暂缺15人)。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政工组、生产组。3月5日,在普集镇广场召开庆祝武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万人大会。会上,樊培山作了报告,大会向毛泽东主席发了《致敬电》,给全县发信,给县人民武装部和驻武功解放军指战员发了《慰问信》。同时印发了《武功县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宣布武功县革命委员会是全县最高临时权力机构。3月11日,县革命委员会印发了《抓革命,促生产,迅速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通告,号召全县群众在新的领导机构的带领下,努力夺取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2月11日,武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贯彻中共中央“3?5?6号文件领导小组”,樊培山任组长,郭全茂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政法组,杜智英兼任办公室主任。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历时一年半。1970年2月16日—24日,武功县革命委员会首先在教师队伍中开展“一打三反”,举办教师落实“3?5?6号文件”学习班。参加者共1216人,其中管校贫下中农代表69人,教师1147人,是本县“文化大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上,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和失误。学习班发动教师互相揪斗,共揭发出所谓书写“反革命标语”、收听“敌台”案39件,打击贫下中农管校案1件,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42件。对10人进行了小会批判,对3人进行了大会批判,有3人开除出教师队伍。3月,又在全县各单位、各公社、各生产大队普遍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召开各种类型“讲用会”、“阶级斗争形势分析会”,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三批斗”(批斗反革命、批斗投机倒把、批斗贪污盗窃)的办法,开展“五查”(查线索、查疑点、查怪事、查来历、查表现)。至同年10月,全县挖出所谓“现行反革命集团”7个,“九种人”739名,揭发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949人,其中定案定罪的拘捕394人,判刑60人,死刑4人。

[批林批孔] 1971年10月15日—19日,中共武功县委召开有963人参加的全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主席批示和中共中央文件,揭发、批判、声讨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11月1日,县委书记郭全茂在全县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传达贯彻中共中央67号文件的几点意见》的讲话,要求将关于林彪叛党叛国有关文件迅速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12月21日,县上向群众传达了《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中发  [71] 77号文件),在全县范围开展了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批判活动。1974年初,县上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7月26日,县委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狠批林彪效法孔子的“克己复礼”,开展“评法批儒”活动,研究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段斗争的经验。学习推广小靳庄“评法批儒”的经验,要求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4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江青企图组阁失败,借机发动对邓小平的攻击,掀起反复辟、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批判“右倾回潮”的浪潮波及到武功县,在教育系统出现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吹捧张铁生交“白卷”为反潮流英雄,否定文化课考试,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师道尊严”,把中、小学校的一些领导和教师当作“回潮复辟派”进行批判。反对“五分加绵羊”,鼓吹“反潮流”精神,使县境内中小学的教学秩序又出现混乱,教学质量下降。1975年10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之后,县委抽调702名干部组成14个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到全县118个生产大队和7个事企业单位,广泛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宣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2月底,中共武功县委下发了《认真学习(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文章的通知》,在文教系统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1976年春,县上向群众公开传达了中共中央(75)23?26号文件,集中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把“三项指示为纲”批判为“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说成是鼓吹“唯生产力论”,称“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月全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发展,“左”的思潮愈演愈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批判“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群众搞副业生产或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出售,也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而遭到批判,严重挫伤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揭批“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实行审查,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新闻发布后,本县人民热烈欢呼,奔走相告,集会游行,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在全县迅速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与其有牵连的人和事,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开始。11月30日,县上召开有公社、部局和县属单位负责同志500多人参加的会议,决定由中共武功县委、县革命委员会一、二把手亲自挂帅、三名常委具体负责“揭、批、查”运动。12月1日,县上成立了“揭、批、查”运动办公室,抽调25名干部开展工作。各公社也成立专案组,共抽调办案人员278名,反复调查摸底,发动群众落实问题,工作进展很快,冤、假、错案基本上都得到平反、纠正。给668名“四类”分子和70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对错定的195户地主、富农纠正了家庭成分。在全县影响较大,涉及人数较多的武功县“二、三套反革命黑班底”错案和“景家庄仁义救国军反革命集团”假案得到纠正,曾受假案株连而被免职遭受批斗的中共武功县委书记王安民、副书记陈兴中等人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而被致死的人员,进行逐个调查落实,按党的有关政策分别做了妥善处理。得以平反昭雪的干部和群众激动不已,举杯相庆。本县人民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这场灾难。

[中共武功县第一届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2年10月15日至17日召开,出席代表64人。传达了中共宝鸡地委党代会精神;程斯文代表县委作了《关于一年来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讨论通过了重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县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整党和恢复发展私人工商业以及健全区、乡党委制等项工作安排;选举产生了由7人组成的中共武功县第一届委员会和出席宝鸡地委党代会代表3人。选举田志杰为书记,程斯文为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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