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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县近代历史事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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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公路武功支队] 民国27年(1938),中共西府地委派地下党员李月锋来武功恢复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经筹备,于民国30年(1941),成立支队,有40人。李宏春任队长,杨振海任副队长。当时,武功地区的力量薄弱,支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富济贫,发动群众。民国35年(1946)6月,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加强民兵工作的决定》,我县设民兵大队部,区设自卫营,乡设自卫连。民国36年(1947)秋,国民党追捕李月锋,李奉命回边区。12月,武功支队联合乾县武装力量攻打县自卫队,由于泄密而失利。次年春,又到乾县伏牛山组织起义未成,于夏忙前支队解体。

[中共武功县党组织的建立] 民国15年(1926)秋,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农民部部长、中共党员张含辉派中共党员马忠孝到武功,宣传党的主张,帮助“硬团”(农民自卫武装)壮大力量,开展对敌斗争。10月,发展河道乡青年吴德印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1927)1月,中共乾县特别支部派吴德印以筹建皇甫小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先后发展张伯忍,吴自兴等三人加入共青团。3月,根据中央陕甘区委指示,建立了共青团皇甫村特别支部,姜崇德任书记,直属共青团陕甘区委领导。又发展吴尚信、左信、左思明三人加入共产党,同时成立河道村农民协会。7月,为了加强中共对硬团的领导,姜崇德、吴德印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主持成立了中共皇甫村支部,吴德印任书记,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全县发展党员9名。民国16年(1927年5月—9月),共产党员硬团大法长左思明、二法长左信先后被国民党武功驻军党海楼部杀害。迫于血腥镇压,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分子流落他乡,硬团、农会组织解体。10月,中共皇甫村支部改归中共岐山县委领导。民国17年(1928)7月,中共岐山县委遭到破坏,中共皇甫村支部被迫停止活动。民国18年(1929),中共陕西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来武功,恢复李维汉(武功人)的党组织关系,并指示武功发展和建立党组织,开展农运和军运活动。同年3月,陈奇武、黄彦文接受陈云樵的指示,从西安回武功开展武装斗争。陈奇武组织30多人,数十枝枪,自命首领,在武功、眉县一带活动;黄彦文集结100多人,80多枝长枪,20多枝短枪,自命首领,周旋于县境内。这两支武装军纪严明,杀敌勇敢,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武功开展武装斗争的先例。民国26年(1937)3月,中央东北军特委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自治会”为基础发展党员,成立中共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党支部。4月,改归中共西府地委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7年(1938)7月,中共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党支部派于忠惠以信贷为名,在县内开展地下工作,发展李继党、薛维亚、史凌云(女)、王根乾、王玉兰(女)、张白煜、邰培岳等7人加入党组织。10月,成立中共武功党支部,隶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党支部,于忠惠任书记,李继堂任组织委员,薛维亚任宣传委员,史凌云负责妇女工作,刘煊章任两个支部的联络员。分别于10月中旬,11月初、12月上旬召开了三次党支部会议,发展党员9名。民国28年(1939)1月,中共武功党支部又遭国民党破坏。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中共上级党组织曾多次派人来武功工作。先是扶风中共地下党员孙宪武与本县党员薛正卿等人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接着中共西兰工委派苏彦荣(本县人,省委西路巡视员)回县,组织进步人士反官吏、斗劣绅,后中共西府地委又派党员李岳锋来武功。民国30年(1941),成立西兰公路武功支队。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上级党组织接连派人来武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武装力量。民国35年(1946)10月,陕、甘、宁关中军区陕西工作委员会又派中共党员李岳锋来武功,发展张白煜、黄中兴、吴彦科为联络员,发动群众抗粮抗款,并成立武功游击队。民国36年(1947)秋,中共扶风县委书记孙宪武派薛英为交通员,在武功西塬一带开展工作。民国37年(1948)4月,中共西府地委派党员孙晋为兴平、武功两县地下党特派员,在武功发展王克训、刘泊芳、河志斌、马俊生、王向忠、黄永兴、张效谦等7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共扶风县委按照西府地委的指示派马伯援回武功,先后在杨陵、大庄、普集街、河道、贞元、苏坊等乡建立工作联络点,发展李自强、彭彦来、李月齐、张汉杰、符子谦、李文治、陈平藩、罗振邦、王浩、王志仁、李志芳等11人加入了党组织,并建立了5个党小组。同时策动国民党“武功民众自卫大队”和“秦岭守备区一连”起义,本县中共党员发展到24人。1949年5月19日,武功首次解放。

[交农斗争] 1929年至1931年,武功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加上军阀混战,土匪蜂起,地主豪绅横行乡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32年春,旱象严重,又降黑霜,麦烟枯萎,收获无望,人心更加恐慌。官府总粮头带领爪牙手提棍棒,天天到各村催粮要款,交不上钱的就抬柜、提锅、拉被子、夹包袱、抽炕上的席,见啥拿啥,民众叫苦连天。官府横征暴敛,群众敢怒不敢言,稍有违意,不是毒打,便是坐监。就在这个时候,礼泉、蒲城、户县等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消息传到了武功,饥民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同官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932年3月21日,杨陵地区的孟德(张家岗人),夏天祥、夏得才(都是夏家沟人),各率本村数十人,同往县“交农”。风声传开后,沿途付家堡、杨尾沟等14个村的500多人都到县上“交农”。同年3月24日,贞元、长宁地区的耿俊(耿家台人)、赵世鸿(半个城)人,串连各村老幼1000多人,集体上县“交农”。同年4月21日,普集、大庄地区卓永寿(营上人)、董士彦(董家村人),马三娃(张堡人),带领20多个村子的1000多人,拿着铁铣、镢头、木杈、扫帚等各种农具上县呈交。“交农”的队伍由东坡上下来,浩浩荡荡直逼到城。几次“交农”,县府官兵成惊弓之鸟。守城卫兵一面关闭城门,一面速报县长。县长和公安局长、驻军营长上城喊话,先以省库空虚,党政军各项费用无法维持为由,再三辩解,劝导大家回去,农民不肯。县长又婉言回答:“大家的意见我们照办,将来在拨摊款时尽量缩减,你们现在都先回去吧。”农民仍然不肯,非要县长写个减免公款的证据不可,县长又不敢写证据,农民看目的达不到,就把农具捣毁在城下,愤愤地回了家。“交农”斗争吓得县吏胆颤心惊,坐卧不宁,以“快报”方式及时向省上报告,详述本县灾情民难,引起省上重视,竭力减缩党政军各项经费。指示县上保留赈济组织,加强施赈。各项粮款的催收,较前亦有放松。

[学潮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武功人民极端愤慨,纷纷举行抗议活动。长宁街私立小学50多名师生在教师吴德印(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列队上街游行,呼喊口号,张贴标语。1932年1月,武功旅省学生蒋瑞麟等16人按照省抗日救国学生会的决定,在寒假期间返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月17日,组成了由蒋瑞麟为团长,魏同喜、张尚德、史帮楹、张宇仁为党委的“陕西省学生抗日救国武功县旅省学生寒假返乡宣传团”,常驻国民党县党部,组织领导宣传工作。1月下旬,宣传团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在县城南关小学(今绿野中学)操场搭台召开了有学生、农民、商民和县府公职人员约1000人参加的宣传大会。宣传团主席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帮助成立了以南关小学为中心的“武功县学生抗日救国会”,进行下乡宣传,利用集会日子,在大庄、普集乡等地组织了多次千人以上参加的宣传活动,激发了群众的高昂爱国热情,对促成后来的“西安事变”,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抗日,起到了一定的舆论作用。

[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全县有14.6万人在拥护和平宣言上签名,1951年3月开始征集志愿兵,广大适令青年积极报名,全县自愿报名应征青年2000多人,经审查合格719人,其中246人跨过鸭绿江、打击美国佬。入伍时,赴朝战士披花骑马,人民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送,呈现出一派“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可喜景象。全县开展了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运动,广大干部群众以实际行动为购买飞机、大炮捐献款额66.59亿元(旧币),粮食5936公斤。县政府调拔小麦17500公斤,玉米4000公斤,发给赴朝参战的志愿军家属。

[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同年3月本县在剿匪和对国民党、团、特工人员登记的基础上,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对重大案件,公安机关组织力量侦查、调查、捕获,集中打击罪大恶极、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至1953年11月,分别在城关、魏公、普集和薛固地区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对罪大恶极者进行处决,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实行宽大处理。通过镇反运动,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为土改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扫清了道路。1955年,根据公安部“关于继续加强镇压反革命斗争”的指示,依*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县又查出反革命分子161人。按照中央“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规定,分别作了处理。

[取缔反动会道门] 建国前,反动会道门组织依附于反动统治者,成为压迫、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建国初,境内有一贯道、瑶池道、黄莲教、乾元堂、东镇堂、西华堂、大西华、小西华和明心善社等九种反动会道门组织,频繁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953年,武功县人民委员会明令宣布一贯道为非法组织,并予以坚决取缔。对其他组织虽未明令取缔,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给予控制和打击。本年打击反动会道门道首48人,其中判处死刑1人,有期徒刑14人,管制26人,管押教育7人。反动会道门有很大的顽固性,特别是一贯道,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1978年春,长宁枣庄村道首李志斌在户县、周至设坛37处,讲道60多次,扬言1984年(甲子)后,就是弥勒佛(一贯道)的天下,制造恐怖气氛,抄写散发反动经文,诈骗财物,*淫妇女,发展道徒115人。1983年,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被公安机关侦破,将道首李志斌、九九莲等12人依法逮捕判刑。

[肃反运动] 1955年至1957年,本县结合镇反、反右斗争,在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开展内部肃反工作。对查出的对象,根据政策规定报上级批准,除大部分从宽处理外,依法逮捕28人,劳动教养7人,开除公职9人。1958年,在整风反右运动后期,清查出反革命分子21人,其中依法逮捕4人,管制4人,劳动教养11人,做其他处理2人。

[整风反右运动] 武功县整风反右运动是继中央、省、市整风反右运动结束后,从1957年9月1日在县级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事企业单位和四个中学开始,历时2个多月,主要开展大鸣大放、反击右派、着重整改和批评教育。参加的干部和教师1754人,工人1668人。11月中旬,对部分财贸基层单位、乡干部、工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合营厂(店)和小商小贩,进行了整风反右运动,有四个阶段:大鸣大放、整改企业、反击右派和专题辩论。参加的有工商界骨干分子和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企业中较大业主共204人。12月20日开始,在农村和城镇居民中进行整风反右运动,参加的农民和城镇居民共19万多人。从县乡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文化、事企业等机构中揭露的右派共71人:县级29人,乡级5人,教师22人,工商业15人。其中极右分子1人,共产党员右派2人。在农村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开始广大社员群众思想顾虑很多,最后县上组织万人宣传大军,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开展大鸣大放,广大社员群众共提出158927条意见,其中关于党政方面的44196条,关于社会经营管理方面的33128条,属于党、团员、干部作风方面的46833条,其它方面的34770条。在整改阶段,全部处理完群众所提意见。通过整风,农业生产出现了新气象,县上并制定出了五年生产计划。

[大跃进] 1958年元月,继整风运动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后,我县掀起了农业生产大跃进。在元月11、12日召开了全县19万人的广播动员大会,2月12日至14日,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全县农业社主任、党、团支部书记、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生产队长、先进生产者及县乡脱产干部共2564人的农业和平大跃进动员大会。县上,县长王俊生作了题为《继续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以革命精神、战斗姿态开展1958年农业大跃进,争取粮食一年过黄河、三年翻一番,十年千斤县,棉花一年皮棉百斤县》的动员报告。会后,县人民委员会和西北农学院签订了生产技术合同,根据农业发展的要求,县上修订10年农业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在三、四年内所有农业社社员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水平。粮食亩产1958年过黄河,1967年亩产达千斤,棉花亩产皮棉百斤,并制定了棉花大丰收十五项措施,当年亩产皮棉150斤,并向全省推广了此经验。8月份,武功县又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全县出动大量劳动力,有机关干部、农村主要劳动力和中学生,土法上马建起了许多小高炉,冶炼出一批低标号或无标号的劣质生铁,费用高、无效益,一年后停止。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25日,武功县先后召开了4次常委会,3次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了省委扩大会议提出试办公社和报纸上发表的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一致认为我县建立人民公社是具备条件的。经过全民讨论,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纷纷要求建立人民公社。县委决定:全县苦战5天5夜,全部实现公社化。建立公社的方法采取了先搭架子组织生产,上动下不动的办法。8月22日至26日,各社普遍召开成立公社大会。武功县将全县19个乡、镇合并,成立了7个人民公社,实行了乡、社合一,9月1日,所属乡、社全部合署办公。11月,又将7个人民公社合并为5个人民公社,并在各公社建立了党委。最大规模8600户,一般规模4500户至5700户,最小的3600户。公社建立后,解决了几年来不能解决的插花地问题,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展,加强了各公社之间的协作关系。1958年12月,在原5个人民公社设置29个和平管理区,并分别成立了管区总支委员会。1959年12月,将5个人民公社合并为3个大社。翌年3月,根据陕西省关于“公社合并不宜过大”的批示,又恢复了原来5个人民公社,其党委随之相应变化。1961年4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区划编制的通知》精神,将5个人民公社分设为14个人民公社。具体名称为武功、苏坊、游风、普集、大庄、观音堂、南仁、普集街、薛固、长宁、河道、贞元、代家、杨陵。8月,武功县隶属宝鸡地委领导。1965年4月,设立普集、小村、杨陵3个镇,11月,成立了3个镇党支部。1968年2月至7月,相继成立了中共武功、苏坊、游凤、贞元、河道、车站、南仁、普集街、薛固、杨陵10个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实行一元化领导。1969年10月到1970年3月,各人民公社先后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人民公社党的委员会。1983年8月,中共武功县委在河道公社试行改公社设乡试点工作,河道公社改河道乡。1984年5月,武功县将公社、镇改称乡、镇。此后,人民公社被乡镇取代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共武功县委于1963年4月至9月先后在大庄、杨陵两个公社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11月和次年4月,县委先后抽调626名干部在车站、南仁、薛固、普集街4个公社进行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嗣后,即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土改以后,农村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忆苦思甜,启发贫下中农阶级觉悟,揭露农村各种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并进行了“四清”和干部洗手洗澡。此间,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城乡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在214个单位先后进行了“五反”运动。这次“四清”、“五反”以及结合进行的整党和党员登记工作,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当时作为主要政策依据的《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对阶段斗争形势作了比《前十条》更严重的估计,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导致对干部打击过宽、打击过重,伤害了一批干部和群众。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对1964年以来,农村“四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倾向作了一些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以致“左”的倾向又有新发展。11月底,中共武功县委在贯彻全国建党工作会议精神时,认真总结了几年来党不管党的教训,制定了加强党建工作的规划。但是,这些规划由于受“左”的思想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未能得到实施。

[整党建党] 1950年10月,武功县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在部署土地改革工作的同时,根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作出了“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对党员系统进行一次党的基础知识教育”以及“对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一次整顿”的决定。会后,县委一面选干部到西北党校和宝鸡分区干校学习;一面选派干部到4个县级机关党支部、1个区委和3个乡党支部进行整党试点,为全面开展整党工作做了准备。1952年10月,武功县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当时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提出了以“教育改造”为主的整党方针,作出了在全县进行整党建党的决定。整党建党期间,全县发展党员317名,同时对不合格的党员,分别作出了开除党籍、警告和劝其退党的决定。1969年5月,武功县革命委员会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为重点,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县又进行了一次整党建党工作。这次整党建党,使全县4343名党员中94%的人恢复了组织生活;311个基层单位建立了党支部;14个公社建立了党委,并撤销了原公社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同时,开除了15名党员的党籍,发展新党员36名。1985年6月至1987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陕西省委、咸阳市委的安排,中共武功县委在全县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一次全面的整党工作。这次整党工作在县直机关、县属事企业单位、乡、镇、村级四个层次进行。全县参加整党的有15个乡镇,39部门党委(党组),614个基层党支部,党员10088名。整党中,查处了一批严重的以权谋私和违法乱纪案件,并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理;对“文革”中犯有错误的人和事进行了核查,3个被审查对象全部进行了定性结案。按照中共中央整党决定中规定的五条标准,经过自下而上的自查自验和自上而下的全面验收,全县合格党委11个,占党委总数的78.5%,基本合格的3个,占21.5%。原来为不合格的19个党支部,经过补课后,都达到了合格标准。全县除396名预备党员外,对10020名党员进行了登记,缓登的28人,不予登记的11人,留党察看的18人,严重警告的83人,警告的31人,受到各种处分的83人中,开除党籍的11人,取消了5名不够预备条件的预备党员的预备资格。此外,结合整党,调查充实各级领导203人,表彰先进党支部45个,优秀党员104名,发展新党员206名。

[“红卫兵”与“大串连”]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后,全国从上而下掀起“红卫兵”运动。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外地高等院校学生来武功串连,宣传“造反精神”,鼓励学生出外串连。一个以破“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大串连为主要内容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于是,县境内各中、小学相继成立“红卫兵”大队14个,中队234个,参加学生18000多人。“红卫兵”首先“杀”向社会,凡是古书、古画、外国名著均被视为封、资、修黑货,一经红卫兵查出,都要全部烧毁。1966年9月,红卫兵共烧毁古旧书籍、字画8600多册(张),其中有世代珍藏的大量古典书籍和名人字画。全县范围内古寺庙、古建筑、碑石等,多数被当作封建迷信之物予以砸毁。学校、工厂、街道、村庄甚至人名都要改为“红旗”、“前进”、“红卫”、“东风”、“向阳”等类的名词,以示革命。连民情风俗也均被否定,红、白喜事实行革命化;过年过节不准走亲戚;集市、古会一律取消,更不准演古装戏。文艺节目只局限于演唱八个样板戏。红卫兵组织对本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社教中被定为有问题的人,以及教师集训会中被揪出的领导干部、教师进行集中看管,限制自由,进行批斗,戴高帽子,持黑牌游街,强迫劳动。1967年1月6日,中共武功县委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到工矿企业、农村进行革命大串连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串连师生所需的钱和粮票,可向所在学校预借,车费、路费可以报销。串连活动由学校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1967年1月12日,县上设立了总接待站和一些接待分站,总站设在县委党校,由郭全茂分管,主要解决串连人员的食宿和医疗。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后,本县大串连活动逐渐停止。

[三支两军] 武功“文革”和“文联”两派的武斗不断升级,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和危害。1967年1月,武功驻军39370部队奉命介入武功县“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和军训)任务。部队500多名官兵组成宣传队,深入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帮助县、社、大队三级建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1881个,促使两派群众组织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实现两派大联合。举办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消除恶性膨胀的派性。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在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的决定之后,武功县的“三支两军”人员逐撤回原部队。

[造反夺权] 1967年春、夏,各学校、各单位、各公社、各大队基本上都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至同年底,全县逐步形成“武功县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和“武功县中学文化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简称“文联”)两个对立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共有1000多个战斗队。由于观点不同,两派之间的大辩论持续不休,由学校到农村,由社会到党、政机关、同学之间,同志之间,家庭内部受派性影响,互相辩论,甚至反目为仇,影响之深,时间之久,史无前例。武功县首批揪斗罢官的“当权派”有中学校长、村干部等。1966年11月,县长常克敏、副县长王友亭、县委副书记陈兴中被“造反派”组织罢官揪斗。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后。“夺权”之风波及全国,“造反派”组织夺权全面开始。县委书记王安民、县委常委、棉办主任甄富、宣传部长王志杰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罢官揪斗。“造反派”组织肆意冲击党和政府机关,随便揪斗领导干部。全县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均被“造反派”夺了权。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机关瘫痪。打、砸、抢、抓、抄家、揪斗随处可见,全县陷入一片混乱。8月,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相继被“造反派”冲击,后由军管小组接管。在夺权中,各级党、政机关干部被揪斗的有378人,农村基层干部被揪斗的有548人,被揪斗的群众多达4000余人。揪斗“当权派”被看成是“革命行动、造反有理”,凡是当权的,不论职务大小、任职时间长短、几乎无一幸免。在批斗中,对领导干部进行攻击辱骂、体罚、戴高帽子游街,无奇不有。

[武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派“造反”群众组织之间,因观点不同形成对立,愈演愈烈。互相攻击对方是“保皇派”,以“革命派”自居。对“当权派”你揪斗我也揪斗,或者你斗我保,你保我斗。由辩论、互相攻击发展到挥拳动手,又由少数人的动拳头、棍棒,发展到有组织地使刀弄枪。“文革”和“文联”分别挂*在“陕西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陕西省工人造反联合会”名下。10月23日中午,武功县普集中学两派学生500余人以拳足互斗于操场,下午又以棍棒攻守于教导处、化学实验室、门窗玻璃、教学仪器、广播器材多遭破坏。10月25日,普集机砖厂“12.6”造反队(文联)召开成立大会,“文革”一些人去砸会场,两派群众发生冲突,有3人被打伤,当晚9时,“文革”在电影站成立临时指挥站,出动100多人冲击“文联”所属的“中等学校造反指挥部”和“农民造反总会”,并在县剧院进行打、砸、抢。“文联”立即进行反击,组织人抢了县公安局手枪3枝,子弹25发,马刀一把,并调集所属绿野中学“10.18”战斗队和区测队“造反团”1000多人,围攻县运输公司,砸了县电影站、县联社。两派群众互相撕扯、扭打后,“文革”退居县运输公司平房顶上,以屋瓦、砖石为武器向下抛打。“文联”搭梯仰攻,受伤者虽多但攻势不减。“文革”群众攀绳索自屋顶而下,其负责人被“文联”所抓。26日晚,在解送兴平途中逃脱。“文革”据守于武功师范。12月12日晚,“文革”得知“文联”来攻,遂撤离驻地设伏。凌晨4时许,“文联”群众自矮墙而入,“文革”群众手持铁棍蜂拥而至,混战中“文联”一学生越沟坎时被砸伤一眼(后眼球摘除)。晨7时,参与武斗的绿野中学3名学生被“文革”所俘,捆系于校中。13日晚,“文革”侦知对方以枪弹实战来攻,遂散四周。次日凌晨又侦知“文联”取消了行动,“文革”学生返校后发现被捆系的绿野中学学生李建民已死。“文联”抬尸游行,声称“文革”杀人。“文革”撤出县城,据守于薛固、普集街。“文联”以校为垒,构筑工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1968年春,县境内两派间有零星武斗,皆未成规模,亦无人员伤亡。6月,“文革”调集八县同派武装人员共2000余人,装备有机枪、火炮、榴弹炮,意在一举消灭“文联”武装。当武斗队伍通过当地驻军39370部队防地时,解放军官兵上前阻拦劝说无效,指战员们便坐卧于道路上说:“如要武斗互相残杀,就先从我们身上压过去。”在解放军的竭力阻止下,“文革”负责人遂下令原路撤回,各归其所,一场大规模武斗幸免。

[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2月22日至28日,部队支左小组主持召开了“文革”和“文联”两派群众组织协商会议,同意实现大联合,同意成立武功县革命委员会并商定了组成人员。两派同时撤销武斗指挥部,解散专业武斗队,上缴武器,社会动乱局势趋于缓和。3月1日,成立武功县革命委员会。由56名委员组成(暂缺23人),其中干部代表16人(暂缺8人),军队代表7人,群众组织代表33人(暂缺15人)。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政工组、生产组。<SPA,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pt" N>3月5日,在普集镇广场召开庆祝武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万人大会。会上,樊培山作了报告,大会向毛泽东主席发了《致敬电》,给全县发信,给县人民武装部和驻武功解放军指战员发了《慰问信》。同时印发了《武功县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宣布武功县革命委员会是全县最高临时权力机构。3月11日,县革命委员会印发了《抓革命,促生产,迅速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通告,号召全县群众在新的领导机构的带领下,努力夺取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2月11日,武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贯彻中共中央“3?5?6号文件领导小组”,樊培山任组长,郭全茂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政法组,杜智英兼任办公室主任。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历时一年半。1970年2月16日—24日,武功县革命委员会首先在教师队伍中开展“一打三反”,举办教师落实“3?5?6号文件”学习班。参加者共1216人,其中管校贫下中农代表69人,教师1147人,是本县“文化大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上,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和失误。学习班发动教师互相揪斗,共揭发出所谓书写“反革命标语”、收听“敌台”案39件,打击贫下中农管校案1件,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42件。对10人进行了小会批判,对3人进行了大会批判,有3人开除出教师队伍。3月,又在全县各单位、各公社、各生产大队普遍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召开各种类型“讲用会”、“阶级斗争形势分析会”,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三批斗”(批斗反革命、批斗投机倒把、批斗贪污盗窃)的办法,开展“五查”(查线索、查疑点、查怪事、查来历、查表现)。至同年10月,全县挖出所谓“现行反革命集团”7个,“九种人”739名,揭发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949人,其中定案定罪的拘捕394人,判刑60人,死刑4人。

[批林批孔] 1971年10月15日—19日,中共武功县委召开有963人参加的全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主席批示和中共中央文件,揭发、批判、声讨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11月1日,县委书记郭全茂在全县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传达贯彻中共中央67号文件的几点意见》的讲话,要求将关于林彪叛党叛国有关文件迅速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12月21日,县上向群众传达了《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中发  [71] 77号文件),在全县范围开展了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批判活动。1974年初,县上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7月26日,县委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狠批林彪效法孔子的“克己复礼”,开展“评法批儒”活动,研究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段斗争的经验。学习推广小靳庄“评法批儒”的经验,要求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4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江青企图组阁失败,借机发动对邓小平的攻击,掀起反复辟、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批判“右倾回潮”的浪潮波及到武功县,在教育系统出现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吹捧张铁生交“白卷”为反潮流英雄,否定文化课考试,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师道尊严”,把中、小学校的一些领导和教师当作“回潮复辟派”进行批判。反对“五分加绵羊”,鼓吹“反潮流”精神,使县境内中小学的教学秩序又出现混乱,教学质量下降。1975年10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之后,县委抽调702名干部组成14个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到全县118个生产大队和7个事企业单位,广泛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宣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2月底,中共武功县委下发了《认真学习(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文章的通知》,在文教系统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1976年春,县上向群众公开传达了中共中央(75)23?26号文件,集中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把“三项指示为纲”批判为“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说成是鼓吹“唯生产力论”,称“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月全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发展,“左”的思潮愈演愈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批判“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群众搞副业生产或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出售,也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而遭到批判,严重挫伤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揭批“四人帮”] 197, 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实行审查,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新闻发布后,本县人民热烈欢呼,奔走相告,集会游行,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在全县迅速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与其有牵连的人和事,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开始。11月30日,县上召开有公社、部局和县属单位负责同志500多人参加的会议,决定由中共武功县委、县革命委员会一、二把手亲自挂帅、三名常委具体负责“揭、批、查”运动。12月1日,县上成立了“揭、批、查”运动办公室,抽调25名干部开展工作。各公社也成立专案组,共抽调办案人员278名,反复调查摸底,发动群众落实问题,工作进展很快,冤、假、错案基本上都得到平反、纠正。给668名“四类”分子和70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对错定的195户地主、富农纠正了家庭成分。在全县影响较大,涉及人数较多的武功县“二、三套反革命黑班底”错案和“景家庄仁义救国军反革命集团”假案得到纠正,曾受假案株连而被免职遭受批斗的中共武功县委书记王安民、副书记陈兴中等人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而被致死的人员,进行逐个调查落实,按党的有关政策分别做了妥善处理。得以平反昭雪的干部和群众激动不已,举杯相庆。本县人民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这场灾难。

[中共武功县第一届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2年10月15日至17日召开,出席代表64人。传达了中共宝鸡地委党代会精神;程斯文代表县委作了《关于一年来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讨论通过了重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县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整党和恢复发展私人工商业以及健全区、乡党委制等项工作安排;选举产生了由7人组成的中共武功县第一届委员会和出席宝鸡地委党代会代表3人。选举田志杰为书记,程斯文为副书记。

[中共武功县第二届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4年6月21日至24日召开,出席代表92人,传达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和中共宝鸡地委党代会精神;听取审议了上届县委书记段福祥作的《贯彻四中全会决议,为增强党的团结而奋斗》的报告;在检查、批判不利于党的团结问题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区委委员以上负责干部的团结问题;安排了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夏粮征购工作;选举产生了中共武功县第二届委员会,段福祥为书记、管巨才为副书记。

[中共武功县第二届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5年7月10日至14日召开,会议听取了刘庸书记的《一年来的基本情况及当前几项主要工作》的报告,研究部署了整顿、巩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粮食统购统销、市场管理及镇反等项工作,增选县委委员4名,选举产生了中共武功县委监察委员会。
[中共武功县第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4月16日至20日召开,出席代表165人。会议审议通过了《武功县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实施方案(草案)》、《关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努力做好支部工作》、《大力整顿高级社,积极稳步地发展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做好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等项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武功县第三届委员会,刘新怀任书记、管巨才任副书记。

[中共武功县第三届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7年12月12日至15日召开,出席代表164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委副书记赵连城作的《为争取全民整风运动的全胜而奋斗》和副书记孙福生作的《为迎接新的农业生产高潮,为全力争取1958年农业大丰收而奋斗》的报告,做出了《必须搞好农村整风运动》、《必须做好工商界、文教界、手工业、公私合营业、交通运输业的整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争取1958年小麦大丰收》等项决议,发布了《为争取1958年小麦大丰收告全县党员、团员、农民书》,补选县委委员6名,侯补委员2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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